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是当时全国最早的工人消费合作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股份制合作经济组织，是中国共产党最早以具体的经济行动、经济方式践行初心和展示初心的一个光辉的范例。它的创办和发展，对改善工人的经济生活、团结工人坚持斗争、互济工友和革命活动提供资金、训练工人管理经济的能力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供销合作经济事业探索出最初的宝贵经验。

一、历史背景

安源位于江西萍乡市东南，有着丰富的优质煤炭。1898年汉阳铁厂督办盛宣怀引进西方资金和技术创办了萍乡煤矿，并于1899年兴建了专门运煤的株萍铁路。安源路矿就是萍乡煤矿和株萍铁路的合称，20年代初，有工人1.3万多人，是当时中国产业工人最集中的地区之一。

1922年7月召开的中共二大通过的《关于工人运动和共产党的决议案》《附加决议案》中提出，“工人消费合作社是工人利益自卫的组织，共产党要重视此种组织。”

1921年10月下旬，毛泽东来到安源考察工人的生产生活现状，他认为安源具备迅速开展产业工人革命运动的条件和可能，因为安源路矿工人过着牛马不如的悲惨生活，政治、经济上各方面都受到深重的压迫和剥削，他们急切需要改变自己的地位和命运，求得解放。

经过几个月的酝酿筹备，1922年2月，通过开办安源工人补习学校，发展了4名工人加入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中国产业工人中的第一个工人党组织——中共安源路矿支部。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在中国工人阶级中站稳、立足、生根、发展。中共安源路矿支部成立后，立刻着手筹办工会。毛泽东从斗争策略考虑亲自给这个工会组织起名为“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

从1922年3月16日开始，在安源党组织领导之下召开了三次组建俱乐部的筹备会议。在当年的5月1日，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加入俱乐部的有200多名工人。在俱乐部成立之后，为了尽快扩大影响力，增强俱乐部的号召力、感召力和团结力，李立三等想方设法让更多的工人认清和加入到这个团体中。

俱乐部创办时提出了一个宗旨，即“联络感情、涵养德性、互相帮助、共谋幸福”。但如何实现和保障工人的幸福，工人间如何进行互相帮助，都没有具体内容。为了解决当时俱乐部宗旨比较空泛，不足以吸收更多工人加入俱乐部的问题，提出了“创办消费合作社可买便宜货”的宣传口号。

二、成立过程及经营情况

工人消费合作社的问题得到党内的重视，1922年7月召开的中共二大通过的《关于工人运动和共产党的决议案》《附加决议案》中提出，“工人消费合作社是工人利益自卫的组织，共产党要重视此种组织。”1922年7月，中国工人阶级最早的合作经济组织——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正式成立，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党支部书记李立三兼任总经理。

李立三（1899年11月18日—1967年6月22日），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人，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宣传部长，全国人民防空委员会秘书长，全国总工会副主席。

由于经验不足，消费合作社办起来后，出现了两个问题：一是选址不当，选在俱乐部开办的第一所夜校里面，这是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不适合做店面。二是缺乏具备经营本领的经济人才。第一任总经理李立三忙于繁重的革命工作，常常往返于萍乡、安源和湖南长沙之间，几乎无暇顾及消费合作社的管理工作。因此开办之后的数月，经营业绩平平，时开时停。

1922年10月下旬，李立三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大罢工的斗争情况以及下一步的工作打算。李立三说，当前最大的问题是工人经济上仍较困难。安源工人当时面临着两大经济难题，第一个是兑换难，萍乡煤矿当时发矿票给工人当工资。离开萍乡煤矿矿区范围，就必须把矿票兑换成铜元或银元。而工人到矿上开的钱庄和银行去兑换时，还要受到银行和钱庄的盘剥。第二个问题是物价贵。当工人每月发工资时，商店老板就联合起来抬高物价，工人苦不堪言。这两个问题若不能解决，俱乐部仍然得不到工人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对此，李立三期望毛泽东能够派一批懂经济的干部到安源，帮助办好消费合作社，解决工人的经济困难、减轻工人的生活负担。

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第一是尽快有效地提高党组织和俱乐部的威信和号召力，扩大工人阶级队伍；第二是想方设法减轻工人的经济负担和经济困难；第三是通过开展经济工作，培养工人的自治精神和互助能力。11月，中共湘区委员会派易礼容、毛泽民等来安源协助筹办消费合作社。易礼容当时是长沙文化书社社长，毛泽民在文化书社管总账。他们来到安源，改进办法，重新开办消费合作社。

1923年2月7日，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租用“刘协记”南货店，作为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社址正式营业。合作社开张时，在大门两端悬挂着一副这样的对联：“生财之道意在工农，合作经济利在民众。”

正式开业后的消费合作社由易礼容任总经理。1923年3月，易礼容离开安源后，由毛泽民任代理总经理、总经理。合作社设立兑换、粮食、服物、器用四个股，分别经营兑换银钱和贩卖日常生活物品业务，每股设经理一人。新街分社除设粮食、兑换两股外，还设立了南货股。合作社聘请营业员十余人，伙食由合作社供给，另发薪资数元，最多者不超过15元。林育英、毛新枚、毛福轩、李谓璜、周辅仁等都在消费合作社中当过营业员。

合作社刚开张时，主要经营布匹、油、盐、米、茶和其他日用杂品、小百货，经营布匹主要是考虑到井下矿工衣服磨损大，是他们消耗最大的一宗商品。消费合作社的所有商品都只有微利，尽可能让利于消费的矿工兄弟们。为了让群众在合作社买到物美价廉、称心如意的生活用品，毛泽民经常到工人和家属中进行调查，根据群众的需要，派人去长沙、汉口等地去采购货物。有时，他还亲自出马。为了减少运费，购回的货物一般由俱乐部所属的株萍铁路职工顺车捎回。这样一来，消费合作社售出的货物价格比当地市场至少便宜1∕3以上。

经营中，毛泽民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他利用各种机会深入矿井、工棚，与工人谈心，了解疾苦，倾听呼声，还把资本家残酷剥削工人的各种政治经济手段一一记录下来，一边反馈给李立三，一边据此有针对性地改善合作社的各种消费品。工人们最需要什么，他们就千方百计保障供给，做到任何时候都不缺货。在调查中，毛泽民发现工人家属经常拿着自己生产的土特产到街市上去出售。于是，他立即做出决定，矿工家属们可以拿土特产到合作社来换所需的生活用品，这一看似不经意的决定，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不仅方便了工人家属，使她们有更多的时间去生产土特产，无形中又增加了工人家庭的一笔基本固定的收入，大大改善了生活。而合作社再把这些土特产拿到萍乡和其他城市去卖，来回不走空，两头赚钱，股东们的分红也就增加了。所以，在安源提到工人俱乐部，说到消费合作社，不论是工人，还是工人家属，无不竖起大拇指。工人俱乐部、合作社在萍乡路矿已经深入无数工人之心。

    当时俱乐部下拨的资金十分有限，为了筹集和扩大资金，毛泽民想到用发行股票的办法予以解决，发行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办的经济实体最早的股票。据安源工运史中《合作社招股简章》记载：每股银洋5角，共招20000股；凡工人俱乐部每月工资在9圆以下者，劝认1股，最多的认购了14股。到1923年初，工人共认购15600股，股金7845圆。同时，俱乐部还明确规定股票红利的分成比例，4/10给股民、3/10给合作社做基金、2/10给俱乐部做基金、1/10为营业员的工资酬金。

1923年6月，刘少奇任俱乐部总主任时，他提出来，光靠自己认股筹集本金还不够，还要建立自己的货币发行体系。俱乐部决定发行自己的货币，叫做“铜元票”。当时发行铜元票严格按照货币发行规律办事，消费合作社有近2万元的本金，铜元票只能发行一半，因此发行了1万元，按2∶1的比例发行，以免出现通货膨胀。到1924年12月，合作社的资金由原来的18600元增加到28300余元。

随着消费合作社的不断壮大，合作社几乎垄断了安源煤矿的消费市场。在当年消费合作社的一份月报表上，清晰地记录着当月销售情况：销售出大米500石，食盐万斤，食油4000斤，煤油2000斤，布匹约值3000元，日用品值千余元，兑换银元2万元，售货总额约1.3万元。这对于当时仅有8万人口的安源来说，已是相当可观的数目。到1923年8月，合作社商店由一个增加到三个，管理人员和营业员增加到约40人。

从1922年7月到1925年9月21日，消费合作社存在了三年两个月，这期间是安源工人运动全面发展、蓬勃兴盛的历史时期，分为三个历史阶段。第一个历史阶段是1922年7月到1923年2月前，消费合作社处在一个时开时停的摇摆状态；第二个历史阶段是消费合作社经济经营全面兴旺发达的时期，从1922年2月开始到1923年8月；第三个历史阶段是从1923年的8月至1925年9月，是消费合作社发展上升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为安源党组织和工会组织开展革命活动提供经费保障，同时为党中央的工作提供经费支持。

1923年8月后，俱乐部用钱最多的地方是兴办教育，工人及工人子弟学校由3所增加到7所，俱乐部还把工人学校办到了湖南的醴陵和株洲。1923年7月，还开办了培养工人干部的特别班。这些办教育投入的大部分经费是由合作社提供的。1925年9月21日，消费合作社被矿局勾结军阀以武力镇压关闭，洗劫一空。

三、历史意义

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是全国第一个和当时仅有的一个工人消费合作社，也是中国工人阶级第一个经济事业组织。它的创办和发展，对于改善工人的经济生活，团结工人坚持斗争，训练工人管理经济的能力，发挥了积极作用，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事业创造了最初的经验。安源路矿消费合作社尝试采用了面向工友的股份制集资形式，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股份制经济实体。 

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发行的股票是我党领导金融事业的最初尝试，为中共开展经济工作，训练管理经济的能力提供了经验，也培养了金融人才。首任总经理李立三，1930年成为主持中央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秘书长兼宣传部部长。毛泽民因为在安源经历了红色经济的淬炼，在中华苏维埃临时共和国成立之时，担任首任国家银行行长。

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和杰出的工人运动领袖邓中夏在他1930年所著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一书中记述关于“二七”惨案后“硕果仅存的安源工会”时，把消费合作社看作是这一阶段最大的成绩之一。合作社虽然仅办了3年时间，但在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中确实发挥了积极作用。它抵制了商人的中间剥削，减轻了工人的生活负担，从而增强了工人对工人俱乐部的信仰，也便于党、团组织的秘密活动，为中国共产党的经济工作创造了最初的经验，这对于以后革命运动的发展都是很有意义的。